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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海战役开始于1948年11月6日。此时，辽沈战役和济南已结束，东北大军即将进关，上至高层下至普通士兵都对前景极为悲观。
淮海战役，实质上就是大势已去的形势下进行的对国军最后主力的围剿战。
淮海战役前，老蒋对手下这帮将领已经丧失了信心，决定请求美国人来帮自己打这一仗。为此他先是通过国民政府派驻联合国的代表直接上书马歇尔，要求美国在加速提供军火的同时，派一批军官以顾问的名义“实际指挥中国军队”。同时老蒋还亲笔给杜鲁门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阁下如能尽速派遣一高级军官与本政府共商有关军事援助之具体计划，包括美国军事顾问参加指挥作战，本政府当欣快之至。”
就在老蒋急切等待回信的时候，马歇尔却代表杜鲁门给他浇了一盆冷水。马歇尔以嘲讽的口吻说：“当此中国政府在民政和军事两方面的权威分崩离析之际，美国从事如此荒唐不经之冒险，实是勇而无谋之举。”老蒋要求美军军官以军事顾问的身份指挥自己军队的做法被马歇尔称为“荒诞不经”，正如老蒋对手下的将领丧失了信心一样，美国人对他也丧失了信心。
无奈之下老蒋把杜聿明调往徐州，给刘峙当了副手。然而在淮海战役进行期间，老蒋多次对杜聿明掣肘，制定的计划一变再变，最后导致80万精锐全军覆没。如果老蒋能够放任杜聿明按自己的想法去打，淮海战役或许不会败得这样惨。
接到去徐州的指示，杜聿明的恐惧心理一直上涌，觉得徐州战场好像一个“刑场，他一到徐州，不是，即是被俘，思想上萦绕着去不去徐州的问题：去则大势已去，处处被动挨打，毫无办法；想称病到医院去治病，既怕对蒋介石失信，又怕已准备好即将起飞，忽然又不去了，别人也会笑他胆怯避战。同时，杜聿明料定，东北马上入关，败亡的命运已经不可挽救了，那种心灰意冷的心情涌上心头，着实令人唏嘘。
杜聿明当时在南京，既不想去徐州，又不敢擅自离开，怕触怒了蒋介石。他想来想去就是想不出脱身之计，最后只能无奈选择“从一而终”，愿意牺牲自己为蒋介石“效忠到底”，因此在明知会失败的情况下，杜聿明还是答应了蒋介石去指挥淮海战役。
初时,部分军尚表现出较好的作战能力,可一旦陷入守势阶段,整体战斗意志便呈兵败山倒之势,心理防线全线崩溃。
据军一一〇师三三〇团作战主任徐建铭回忆,早在双堆集战斗中,基层官兵便表现出明显的厌战情绪,想着如何尽快回家过太平日子。及至徐州撤退,喊叫声、哀叹声、哭泣声充斥于整个行伍之中。到陈官庄被围,基层官兵的悲观情绪恶化到极致。结果,未及攻击,即已不战自溃。华野随军记者阎吾回忆起当时军的混乱场面:“(1月10日夜)几十万大军,彻夜东奔西走,混乱已极,师长找不到军长,连长找不到士兵,输送营抛弃了汽车,传令兵离开了指挥所。”
士兵逃亡是淮海战场上的常见景观。据四十四军一五〇师四五〇团团长杨南邨被俘后所言,黄百韬兵团覆灭前,一〇〇军、二十五军、四十四军争相过河逃窜,仅桥上被踩死者不下500人,掉下河淹死者近千人,“只要前一个跌倒了就不能再起来,车、马就从人身上通过”。徐州撤退时,各部竞相丢弃辎重,唯恐漏入包围圈。某少尉直截了当地说:“不准备便衣才是傻子啦,你以为突过江南就有办法了吗?中央政府都已准备搬家了啦!”后来被围,士兵仍想方设法逃离战场。结果一旦老兵,新兵就逃跑,根本阻挡不住。
战役期间,军共投降35093人、起义28500人,另320355名战俘中,大部分阵前直接缴枪。
其中不乏营连级成建制官兵主动投降。第五军四十六师山炮营在领下18箱炮弹后(担忧炮弹不多而不够诚意),即由营长率全营于12月7日晚集体投降。基层军官的投降数量也在持续不断的增加。1948年12月17日到1949年1月5日,至少有团级以上8名、营级10名、连级48名、排级30名等一众军官投降。最后,一些基层官兵干脆坐等接管。二十五军某营主官告诉:“我们早想过来了……昨晚你们来攻我们时,我们再也不想打了,当士兵的更不愿打”。前线官兵已失去军人战斗意志,投降非但不被人斥责阻挠,反成为大家引以为豪之事。
反观,前线战士作战勇敢坚决,其素有之英雄主义情怀和大无畏精神得到了充分宣扬。杨大庄一战,对方十一师集结5个营,配10架飞机、12辆坦克,猛攻阵地。中野三纵3个营硬与之鏖战一日,寸土未让。郭窑守备战,华野二纵副营长魏尚友在情况危急时,端上机枪边打边喊“平时讲英雄连,就在这时候看了!”身旁战士受之感染,愈发奋勇作战,非重伤不下火线者比比皆是。他们表示“看见首长这样,咱们什么都忘了”。强大坚韧的战斗意志,还可从对手的评价中看出一二。十一师师长王元直曾对杨大庄一战感叹道:“我想你们是两个团,你们的部队英勇,真了不起……说句良心话,我很佩服”。
双堆集战后,被俘的十八军某作战主任李清波更认为,“从你们的高级长官到下面的指挥员都是坚决的……每个战斗员英勇奋战的精神都值得钦佩”。当然,基层官兵也存在一些问题。正如于玲(华野留守处子弟学校副校长)总结的那样:部分同志不想离开南方去北方,很多同志怕过黄河,以为又要长征;男同志为保命不愿上前线;女同志想脱离革命去上海;伤残军人成群寻衅闹事;军烈属情绪难以安抚等。但这样的情况毕竟是个例,并不影响整体战斗力。这与少数官兵剽勇猛战却无法改变整体败局的道理一样。
固然,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后勤供给无疑是直接重要的条件。这一点对来说是制胜法宝,对军来说却是致命打击。
据华野后勤部部长刘瑞龙等人统计,战役期间计动员民工543万人,筹运粮食96000万斤(部队实际用粮43400万斤),供应担架20万副、大小车88万辆、牲畜767000头。最后阶段,参战兵力数与支前民工数已达到1:3比例。这说明参战部队不但可以解决后勤问题,而且能过上相对不错的战时生活。华野六纵副团长袁捷在日记中写道:“(12月14日)部队刚到易家圩,炊事房就送来热腾腾包子和猪肉粉条汤。打仗时白天捞不上吃热饭,炊事房总是在天亮前和天黑后送上两顿热的。”前线官兵很快适应了围攻作战的战壕生活。中野一纵战士便在壕沟里“铺上厚草,挂上门帘、打开被子,把锅运到前方,洗脚,烧开水喝”,并“想出办法送热饭、送热馍”。战士经常吃到肉和油,“并没有感到坏和困难。”同比之下,军却陷入后勤供给的绝境之中。基层组织动员能力相当薄弱,根本不能像那样组建起强大的后勤网络,只好靠作战部队自行解决。据徐建铭回忆,该部行军作战,士兵口粮只有3天,只能边吃边补。结果只能纵容部队抢食民粮。这样一来,更易激发军民矛盾,更难筹集到粮食。被俘士兵王清顺谈起部队缺粮缺水的情况:“吃了5天红薯,连红薯根都吃光了”,“井水、渠水和坑水都喝光了,现在只剩下水坑里的泥糊涂了”。陈官庄被围后,部队粮食到了只能靠空投勉强维系的地步。屋漏偏逢连夜雨,多日的雨雪天气阻隔了必不可少的空投,饥寒交迫成为压倒官兵战斗意志的最后一根稻草:“冰天雪地漫无边际之困难环境中,大敌当前,天候为虐,衣不能暖,食不能饱”。“对于一个饥饿已达到危险程度的人,除了食物,其他任何兴趣都不存在。”这一稍显夸张的说法大体符合包围圈内基层官兵的真实想法,其精神情况的集体崩溃亦在预料之中。
战争是对人类生理与心理承担接受的能力的极度考验。究竟是文明之师还是凶残之徒,生死之际的表现便成为最准确的检验标准。由此观之,国共基层官兵表现出两种相反的状态:军的放纵自流与的“战争即生活”。
军前线溃败之后,极端暴戾的情绪陆续显现出来,并恶化成各种凶残举动。一方面,官兵竞相抢掠民食,打杀反抗者。徐州溃逃的军队,沿途一路抢劫,“到处飞散着鸡毛,横七竖八躺着被杀的猪驴牛羊残骸,来不及吃的牲畜也被匪大批抢走”。萧县“一位老先生舍不得自己血汗换来的东西被抢走,进屋阻拦,被迎头一枪打得脑浆迸裂”。①还不时出现奸女的情况。(1月1日)撤退部队便在萧县10余名妇女。②被围陈官庄时,当地妇女和随军女学生多遭奸淫,其中不乏10多岁的女孩和50多岁的老妇。③另一方面,官兵为求一己存活而互相残杀。青龙集战斗后,华野十九纵通讯员王洪庆亲眼见到三个俘兵为争抢一个烧饼而执枪相对的场景:“一个战俘双手拿着一个大饼,边吃边跑,另一个战俘在背后追赶,追到枪堆前拿起枪来,一枪把吃饼的战俘打死了,扔掉枪,从私人手里夺过大饼,但还没有咬两口又被另一个开枪打死。”④被围陈官庄后,各部更为争夺粮食而火力相拼。据华野十一纵随军记者丁固回忆,(12月25日)第八军与第九军各一部在机场争抢食物,“双方都像一群饿狼”,“你争我抢,纠缠在一起”,“最后他们动用荷枪实弹展开厮杀,结果两败俱伤,近百人生命呜呼哀哉。”⑤崩溃后的军还表现出近乎疯狂的“无所畏惧”。他们随意挖掘坟地棺材,机场附近挖掘的36具棺材,全作了柴薪御寒之用。在前线官兵眼里,“鬼神世界”的惩罚和内心道德的谴责,远不及饥寒带来的恐惧那般可怕。于是,私掘棺木这种既晦气又丧德的行为,也成了一种求生手段。
与军不同,营建出一种“战争即生活”的模式,基层官兵较平稳地度过了战时极端阶段。战士大多能吃饱穿暖住好。以中野六纵四十六团官兵战地生活为例:“从参加包围这一敌人以来,都吃白面,一天两顿,都是馒头。每天每人能吃四两猪肉,从未断过肉……保证住地干净卫生,经常扫地,不准随地大小便,要挖卫生壕。”⑥同时,还制订严厉的军纪,禁止扰乱驻地百姓生活。华野三纵明文规定:“不拿人民一针一线……买卖公平、进出宣传、说话和气、借物归还、动物归原”,对违纪行为,“必须迅速纠正”等。⑦还主动帮助群众整理家务、拾掇粮草、义务救火、救助难民等,华野二纵十一团即为百姓挑水7801桶、自动救火2次等,⑧所到之处呈现出军民相安的局面。战争随时与死亡相遇,故此,能否妥善化解战场戾气,便成为遏制交战双方极端行为的关键。军之暴虐,除本能求生反应外,也是一种末日狂欢式的极端情绪宣泄。即人在没办法摆脱痛苦或走出绝境时,会通过狂欢来驱散恐惧,求得短暂的安宁表象。⑨某连级军官的日记恰好佐证了这一点:“心理上大起变化,一反以前之常态,有如大难将临者然。直觉从前所严守不犯者,今日亦当及时行乐,免日后徒叹人生几何”!⑩很明显,在“法不责众”的逻辑“牵引”下,即便是承平时期的善良平民,也能在极端环境中为自己凶残行为寻找到“合理”借口,何况是满身戾气的前线官兵!
反观则不然。“战争即生活”模式的成功营建,有效化解了基层官兵的战场戾气。这一方法的成功,除前线物质保障和后方军烈属政策外,还与丰富多彩的战地文娱活动紧密关联。在中野九纵,除文工团劳军演出外,战士还可以打电话、写家信、看报纸、讲笑话、说故事、做游戏等。纵队也会举办娱乐晚会、战地贺功会、战术研究会、时事座谈会等。①另如华野四纵,战士将战壕改造成课堂和寝室,“在里面讨论问题、上课识字、烤火等活动。”②元旦时,还会插竖彩旗,“用棉花嵌出各式各样的‘恭贺新禧’和各种春联”,以示欢庆节日。③总之,尽可能让战场看起来像家庭及工作场所,尽量营造出“战争即生活”的氛围。事实上,的这一些方法收效良好。文娱活动的欢声笑语,能够让战士暂时缓解或遗忘战争引起的巨大创伤。
淮海战役的结果还与两方基层官兵具体战术的操作、变通及发挥能力有关。这也是官兵战场状态的一个侧面反应。这一点上,军同样不及。
军的战术优势集中在正规协同作战方面。一般的情况下,官兵协同作战能力较强,近代战争意识明显,攻防紧致妥当。就像中野四纵对撤退的黄维兵团评价的那样:纵深设防下的交换撤退。撤退前以猛烈炮火轰击对方阵地,以制造假象;撤退时以纵深火力交叉掩护,并以战车群和一部主力实施反攻击,以攻为退。同时,动用飞机轰炸对方二梯队及重火器,掩护地面部队撤退等。④
的战术优势则更多体现在战士群体身上,即灵活机动、行动迅速敏捷、善于夜战和近身战,单兵吃苦能力强于对手。正如俘兵所言,“你们在兵力布置上、行动上都很机动迅速……一夜之间,情况大变,使对方不知道怎么来对付才好”;“土工作业方面,又迅速又好”,“士兵累死也不如你们做得快和好”。⑤步炮协同能力也得到加强,“炮兵能以准确射击给步兵开取道路”“步兵则能趁机冲锋”。轻重火力配置亦较为妥当,既能分散狙杀,又可集中扫射。⑥当然,具体的战术操作,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冲锋队形拥挤,攻击时间固定(黄昏炮击、入晚攻击),攻击步骤不变(先炮击、后炸药、再突击),土工作业时疏忽警戒,工事构筑不够坚固等。⑦这表明还不完全适应大兵团作战,需在实战中不断改进。
的战术不足多可在实战中弥补回来。但军却始终未能妥善解决其作战思维上的一个问题。即严格按战前既定计划行军打仗,权宜变通能力及意识远不及。这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必将造成一种劣势。如果出现突发战况,前线官兵很难迅速做出正确决定,从而贻误最佳战机。军更为致命的弱点在于其政权的政治错误上:弊病丛生的政府,日趋崩溃的经济金融,普遍性的社会失业,难以善终的农民土地问题等。结果,战术上的优势终被政治上的劣势所淹没,而战争又恰好是政治的延续。待及饥寒交迫,前线官兵集体崩溃,任何战术优势均无济于事。
交战双方对伤兵的救护态度及救护能力,不仅直接决定了伤兵的生死,而且影响到前线官兵的战场状态。因为今日之健全兵员非常有可能就是明日之伤病人员。故此,伤兵处境便成为影响战局天平的一个隐形又关键的因素。
军方面,基层官兵一旦受了重伤,便非常有可能遭到遗弃。如撤离徐州一事即没有通知医院内的伤兵。结果,一〇〇军和七十四军的伤兵,“第二天清晨醒来,一看医院里的护士与看护兵都不见了,到了开饭的时候还不见回来,只得起床一拐一跛的出去看,哪知医院内的药品、器材都空了,才发觉是已经逃走了”。①到了后来,一众伤兵更直接被丢弃在荒野上,连遮风挡雨之地都没有:“挖着一排排一尺多深、两尺宽、四五尺的长坑,里面塞满着一万多个蒋匪十二兵团的负伤官兵,暴露在凛冽的北风下面”。②及被围陈官庄,健全者尚且饥寒交迫,伤员更无人问津。一场大雪后,“剿总”医院冻死伤员500多人,十三兵团医院一夜冻死200多人,田野上到处是无人掩埋的死尸。③与之相反,负伤的战士基本得到了较为妥当的救护。其伤兵救治及转运工作,一般有以下几道程序:基层部队卫生所救治—纵队医院救治—伤员转运总站分流救治—野战医院救治—后方医院救治及康复。④轻伤者多在基层医院或纵队医院包扎敷药即可,重伤者则需在后方医院治疗。重伤员到后方医院后,医生会对其进行全方位检查、处理、开药,尔后入院治疗。据华野医护人员董健和闫崐山回忆,医院会安排护理人员照顾伤兵,为其喂饭擦身、换洗衣服、添床盖被、端大小便盆、更换纱布药膏等。院内伙食多为热饭菜与汤水,也有面食及馒头。伤兵住院期间,部队会组织文工团到医院慰问演出,有时还会发放罐头、香烟等战利品及负伤费。⑤所有这些都为伤兵创造了一个较好的救护及康复平台,有很大成效避免了伤兵悲剧在一方的重演。但也存在个别部队对伤兵慰问、关心不够的现象。⑥造成国共伤兵处境截然相反的原因很多,但两方战时医疗资源调拨及人员动员的不同,则始终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野战医院,一是缺乏药物和医生,“药物、医官和看护都极度缺乏,很少伤者肉里面的弹片被取了出来”,“医院都没有盘尼西林、消炎片和红汞”,“重伤的人不亡于炮火,而死于破伤风”。⑦二是缺乏食物与护理,就像一伤兵哭诉的那样,“被打伤送到这里已经十几天了,他们对伤兵根本不管,谁也不来过问,不给吃喝,不给换药,冻死饿死由你”。⑧到最后,伤兵生死全靠生命力支撑和运气维系。若追及原因,则不仅是后勤问题,更是政治问题。
反观,其在医院数量及配备上,集结了大量资源。华野卫生部前后方共40所医院,每个野战医院配备担架200多副、民工近1000人,计可接纳伤员31000~32000人。中野卫生部共有野战医院及卫生所31所,计可接纳伤员33500~38500人。⑨院内医疗器械不乏缴获的美国货,医护人员也经过专门训练,整体质量达到较高水准。⑩为妥善解决近12万伤兵的救护问题,?充分调用支前群众,使之成为一支重要救护力量。比如在抢运重伤员过程中,胶东招北担架队抢运伤员50次、计999人;①冀鲁豫第6、8分区担架团随军3个多月,抢运伤员近万人等,②这与基本依靠“官方救护”的军形成鲜明反差。
自军人视角观之,国共基层官兵的战时际遇与状态可谓大不相同。但抛开军人身份来说,双方都是普通百姓,面临共有的战场考验。巨大伤亡和沉重氛围之下,两方官兵表现出一系列相似的战场心理健康状态,程度上则不同。
其一,相似的战场戾气。战时环境很容易激发和平时期隐藏的社会戾气。对一线官兵而言,暴戾之气已成为战时生活的一种常态,甚至是他们转移恐惧与发泄不满的一种途径。这可从双方对俘虏的处置中看出来。一〇〇军四十四师曾将30余名逼至绝境,本可俘获,却选择就地杀死。③(尤其民兵)也存在少数打骂俘虏的现象。④不过,军的战场戾气越来越重,却始终控制在一个极小范围内。双方都存在一个敌人是不是人的问题。军更倾向于“敌人”不是人,并将杀戮视为处理问题的方法。则认为“敌人”也是人,是可以改造与争取的人。正是基于这一原则,才会有一批批的“解放战士”入列。
其二,对土地的共同渴望。基层官兵大多是穿着军装的农民,农民最渴望、最难解决的是土地问题,这是近代中国革命的关键。土地改革较妥善地解决了这一难题。这是发展壮大、最终击溃军的要因之一。通过土改,农民获得土地,他们为保卫土地而入伍作战。以山东解放区为例,战役前鲁中南已有200多万亩土地分给了农民,胶东和渤海计300多万农民获得380多万亩土地。⑤“反蒋——分田(保田)”已通过土改嵌入农民脑海中。在参军动员时,也会借助分田口号。诸如“土改人人得自由,土地平分得到手,打到封建和地主,切莫要得田忘苦,参军去吧”等标语屡见不鲜。⑥基层官兵,也普遍对土地抱有极大热情。一个少校曾说:“这次我被解放,算是准了假。只是希望很快打到江西去,解放我的家,能够分上几亩地”。⑦军官尚且如此,士兵更可想而知。“我家里穷,种了一亩地,交了地租就不够吃”。⑧类似的遭际,在士兵中都会存在。但即便如此,基层官兵对土地的渴求仍旧没得到满足。这恰好是部队大量投共的一个重要原因。对农民来说,入伍得到的益处远比从处获得的多。这是一个清晰明了的现实问题。
其三,对家人的共同思念。军内,不少士兵是强拉的壮丁,未及和家人道别便被送上战场,他们自然思乡心切。“母亲有病不能劳动,妹妹还小,保长硬把我拉来当兵。我日夜思念母亲和妹妹”,类似情况屡屡出现。⑨反观,并没有强拉壮丁的现象(不少人因分田而参军),但思乡念家之情仍是普遍现象。这从家属来信中即可看出:“咱家收成比往年好,村政府照顾很周到,你不用挂念……常往家中来信”;“生活很好,前寄照片已收到,但以后未见来信”;“咱家生产胜过往年,生活不错,家中平安勿念”;“家中生活无有困难……常来信,以免二老挂念”;“家中生活没有困难,你的妻对我很好,小孙女长的亦很好,一切勿念”①寥寥数语,便能看出前线战士和后方家属间既相互思念,又互相担忧。
其四,共同的迷茫与担忧。不管军还是,部分基层官兵都对未来充满迷茫与忧虑。失败的军自是如此,就像某营副官徐夫夕说的那样,“明日是1949年1月1日,从明天以后的命运又不知道是怎样”?②类似的情况在中也少量存在。元旦前一晚,华野二纵梁扶手与战友大醉一场,在日记中写道:“明年此时我们这些人又会怎样,发表了许多感想,但都一致认为像现在这样团聚肯定是不可能了”,“在长期残酷的斗争中,人们又能几回明月当头呢?”③战争是一件极度摧残人的事。前线官兵的这些想法都是正常的情绪表露,只要没有大范围流行,就不可能影响到部队的战斗能力。在这方面,军远比严重。
概言之,淮海战役期间,国共基层官兵表现出消极和积极两种相反的战场状态。军的集体崩溃,是环境逼迫与自我导引双重作用的结果。即败局已定,只能听天由命,唯求存活性命。反之,则在节节胜利的形势下,通过前线物质保障和后方土地改革等措施,最大限度地调动起“农民——战士”的参战热情与奉献精神,并成功营造出“战争即生活”的战场氛围,使得部队作战能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其中,军人意志与信念始终是一个极为关键的因素,即谓军魂。一支没有灵魂的军队不可能赢下最终的胜利,这是战胜军不容忽视的一个核心因素。探及战场外因素,则是两党政权在政治、经济、民生、舆论等领域的较量问题,根本在于民生与民心。战胜军,是人民战争对“政权战争”的胜利。人民参战的背后,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土地改革带来的农民土地问题的解决,这是人民战争获胜的关键,也是大陆政权始终没有办法妥善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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